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对教育的满意程度和需求则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和重要追求。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人们学习需求的日益旺盛，我国当前已经跨入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新时代。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方针也正在稳步推进中，其中继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承载了国家和历史的重托与重任。换言之，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继续教育究竟应该如何回应国家与民众的呼声，又应如何在推进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与不断满足新时代社会和个人发展需求的过程中发挥出更为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为当下继续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继续教育的历史沿革
继续教育( Continuing Education)一词，最早提出并实施的是在美国，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成人教育是继续教育的最初形态，而继续教育则是成人教育形成过程中的高级阶段。两种教育形态原本分属不同的领域，而最后聚集在一起，这既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的一种制度安排与学界的智慧与创想。因为有了成人教育的“加盟”从而使得继续教育的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提升，同样因为有了继续教育的支持，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也由此有了可予依托的基础。以下我们首先追寻一 下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
现在学术界通常认为成人教育最早起源于英国，因为英国最早把“成人教育”以一个特殊的术语而从一般的教育活动中分离出来。1812年托马斯·波尔( Thomas Pole)在其专著《成人学校的起源与发展》中首次使用“成人教育”一词，并专门用来描述有关成人开展的学习活动，同时指不同于普通学校教育的成人学校活动。尔后英国逐渐建立起了系统的成人教育，对西方及世界各地的成人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至20世纪初，许多国家则已经把成人教育纳入本国的教育体系之中。我国最早引入和使用成人教育概念的是蔡元培先生，其在1911年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就主张推动成人教育、平民教育，同时在民国教育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成人教育的术语在当时并未得以流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工农教育、扫盲教育也都是我国成人教育的早期形态。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人教育又有不同的名称，如“社会教育”“工农教育”“补偿教育”“业余教育”等。特别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行面向成人的识字教育、文化补习教育、职工教育、高等函授和夜大学教育等，由此亦使得成人教育的发展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推动。至于我国真正在教育系统内开始使用成人教育概念，则始于1983年教育部把原工农教育司改为了成人教育司。1987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同 等重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成人教育这一国际性的通用概念开始在我国普及并逐渐确立了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与成人教育类似，“继续教育”最初也是一个外来名词，译自英语的Continuing Education或Further Education，前者在美国比较普遍，后者则在英国较为流行。继续教育最早被限定在工程技术领域，所以早期亦被称为继续工程教育( Continuing Education Engineering)，并于20世纪30年代发端于美国工程技术领域。在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等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在岗技术和管理人员已有的知识、能力和技术已经难以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面向较高学历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工程教育应运而生，并随后从工程技术行业扩展到了卫生、教育、文化、管理等多个领域之中，由此便产生了更为宽泛的继续教育概念。20世纪60年代前后，这种教育形态又陆续扩展到了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并对各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9年，第一次世界继续教育工程会议召开，我国亦随之开始引入继续教育的概念，经当时参加该次会议的清华大学张宪宏教授的介绍和宣传，继续教育概念得以在我国登台亮相。但最初我国使用的仍然是继续工程教育的术语，其推进实施的对象也主要涉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的技术类教育，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继续教育。1987年12月，国家教委、国家科委等部门共同颁发了《关于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暂行规定》，指出“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对象是已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职务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重点是中青年骨干”。由此，继续教育的对象开始突破了纯粹工程科技人员的狭隘范畴。
在经过本土化改造以后，其内涵和外延逐渐得到深化和扩展，原有概念的“工程”二字亦被隐去。此时所指的继续教育已经成为特指成人高等教育领域中对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类成年人所进行的完善性、拓展型，并以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新技术、提高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为目的的培训型教育。继续教育概念的提出，首先是理顺了学校与学校后教育的关系。以前学界通常把学校教育与学校后的成人教育或社区教育予以对接，其实它们不是一类概念。成人教育是以对象来划分的教育形态，社区教育也不能包含所有学校后的教育活动，而唯有继续教育可以对接所有学校后的成人学历或非学历型的教育。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之间的界线又开始模糊起来，当时形成了相互交叉甚至相互替代的混乱局面。这种现象在我国有关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政策文件中可略见一斑。如我国政府在20世纪八九十年文件中均规定成人教育包含继续教育，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就指出，“成人教育的任务包含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继续教育”。1993年《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关于成人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中亦提到“把大力开展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作为重点”。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指出“成人教育要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
然而到了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却未再出现成人教育，而只表述为“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2004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则又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大力发展多样化的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由上可见，彼时的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已然开始分离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之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沿袭了十六大报告中关于继续教育的表述，从此“继续教育”又开始有取代“成人教育”的趋势。尤其是2012年教育部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设立继续教育办公室以负责终身教育的推进，这一制度安排使得继续教育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然笔者以为，任何一种新兴教育形态的兴起，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还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何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界定，并清晰区分其外延，则事关这一概念发展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二、我国继续教育开展的现状
从1979年我国首次参与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大会算起，我国对继续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已有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又由于继续教育对国民素养、劳动者文化和技能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类政府组织或机构所发布的有关推进继续教育的文件也可谓层出不穷，无疑继续教育已经成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发展成果
诚如以上所述，自1979年继续教育的概念被引入后，1980年我国就发布了《关于积极开展在职科技人员专业培训工作的意见》。意见对在职科技人员专业培训的教育方针、对象内容、经费来源等均做出了明确规定，由此继续教育的实践在我国正式拉开了帷幕。自那以后各类文件相继出台，如1995年《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2000年《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等，都从国家层面明确了终身教育与继续教育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结。尤其是2017年公布的《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要点》，则更进一步提出要研究和推进高水平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的建设，以推动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自此，继续教育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得到稳步发展，政府甚至把继续教育定位于为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的社会成员提供自我继续发展渠道的活动，其重要功能亦日
益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再就我国继续教育实施的对象而言，其大致包括了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导向的非学历教育、非职业导向的社会教育等三个方面。继续教育首先是为业已进入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开辟了增强知识技能和提升学历的渠道。2017年，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927．37万人次，当年已毕(结)业980．84万人次;接受各种非学历中等教育的学生达4 538．30万人次，当年已毕(结)业4 744．07万人次。其次是为以往没有机会进入高等教育或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广大民众提供学历补偿教育。如目前全国有成人小学0. 97万所，在校生75．42万人，成人初中506所，在校生12．70万人。迄今全国已扫除文盲28．27万人，另有30．40万人正在参加扫盲学习。至于成人高等教育则一直是继续教育的又一个重要推进部分，虽然近几年来受教人数有所减少，但2017年成人本专科还是有217．53万人入学，在校生亦达544．14万人。其中，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历教育报考者达到了470．94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者有55．27万人。继续教育在社会教育领域也同样大展宏图，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各种图书馆、文化宫、社区教育等设施均免费向大众开放，各类体制内的教育资源如学校等面向大众并指向
资源共享以满足各类学习需求的继续教育目标。
2． 办学形式
再就我国继续教育的办学形式来看，其基本呈现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态势。如从纵向看，中央或地方的各级政府、基层单位，一般都配备相应人员负责继续教育的管理和运作，由此形成了继续教育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网络教学系统。再从横向看，继续教育的类型亦包括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职业技术资格教育、远程技术更新教育和大学后的继续教育等几个层面。换言之，人们既可以通过成人高考形式进入学历型的继续教育系统来获取国家认定的学历文凭，以达到提高学历水平、获得社会认同的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非学历型的继续教育获取职业或个人成长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以提升个人职业升迁所需的资格和经验。目前，我国成人学历教育的类型共有八种:普通高校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院校，独立设置的函授大学，农民大学，管理干部学院，省、市教育学院或教
师进修学院，广播电视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而职业技术教育则包括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其中还分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远程高等教育则是由一批高校建立的网络学院为中心，并开展以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为基础的远程高等教育。大学后的继续教育则包括对大学毕业以后的在职人员或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进行的知识补充和更新的所有形式的教育。
而继续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学校教育遵循着一套严密的系统规则，这些规则对学校系统内部的每个人都适用。如教师教什么、怎么教，教成什么结果;学生学什么、怎么学，以及学到何种程度在课程标准里都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换言之，学校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将孩童培养成有社会基础知识和社会认同感的公民，以及学生从学校毕业以后能够得到社会的接纳、认同和价值实现。但继续教育却有所不同，继续教育着眼于与学校教育的对接与延伸，即任何学校教育的结束则都可以意味着继续教育的开始，这时候的学生已经具备基础的学识和身心判断的能力，因此继续教育又意味着学生可以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决定自我发展的方向与进程。此外，也由于国家对学校教育的管控比继续教育更为严格，因此继续教育无论是类型、内容还是组织形式上都要比学校教育来得更加自由化和多元化。
3． 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国继续教育的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其对实践的指引以及如何满足现代社会对新兴人才的要求等方面，仍还存在不少问题。
其一是继续教育的政策导向问题。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对继续教育的任务进行了规划，但相比发达国家来看重视程度还很不够，尤其是对于继续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同时也没有建立起对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的质量监控机制，甚至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标准体系。对于面向社会的非正式继续教育则更是缺乏相应政策文件的指引。如社会用人单位一般对学历比较重视，因此社会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也偏重于学历的取得，那么如果没有政策驱动，任由市场导向，则继续教育的发展就会走向追求学历怪圈，而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终身学习。
其二是继续教育的师资问题。我国继续教育领域的从教人数相对较少，较好一些的继续教育机构的师生比是1∶100，而通过网络招生的远程授课的师生比则更可高达1∶500，这样的师生比明显是难以保证教学质量的。又由于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成员其学习需求又非常多元，少数学生就可能分属为几十个专业，这就使得学历型继续教育的专业教师基本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而必须聘请为数众多的兼职教师予以辅助完成。而兼职教师的人员流动性大，于是就又可能造成教学过程的不稳定、教学质量的低下，并且这些教师本身在上岗前也需要时间、财力与物力等资源的支持，于是相应又增加了继续教育的运行成本。此外，不论是兼职教师还是专职教师，继续教育领域的教师还应积极应对学科知识老化以及专业领域拓展
的问题，除了需要加强对学科前沿理论的掌握以外，还需要应对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的急迫需求。由于继续教育存在的生命力以及所追求的目标导向首先就是一个新字，而如果没有了创新也就失去了继续教育发展的意义。因此建设完备的师资培训系统，加速完善继续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是今后必须予以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三是继续教育的教学手段问题。由于继续教育面向的对象基本是成人，因此其心理运作的机制亦不同于儿童;其学习的目标、日常学习的时间安排等也都各有差异。目前，我国继续教育仍然普遍采用传统的面授教学方式，即便网络教学、社区教育也是以讲授为主，因此造成在教学中只注重书本知识而缺乏实践活动，以及忽视学生个性、重灌输、轻讨论等做法亦普遍存在。并且现有的教学手段与形式亦大多要求学生在学业的固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由此造成学员获得的信息量小，教育效益偏低乃至出现被动学习的也不在少数。若再从继续教育的源头及现实发展的趋势来看，其讲求的是科研成果的实践转化，以及满足学校后各种教育的需求，但种种数据表明，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的掌握方面仍远比不上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至于在对接社区教育方面则更是缺乏有效方法与手段，这些问题都会阻碍，继续教育的进一步推进。
三、新时代继续教育的内涵特征
若要使继续教育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明晰它的内涵与功能。众所周知，继续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概念内涵也在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现在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以下三种:一是美国的定义，继续教育指的是正规教育之后所进行的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它使成人不断获得与自己职业有关的新认识、新技能;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职业技术教育术语》中的定义，继续教育是指已经脱离了正规教育、已经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三是我国学界对继续教育的界定，其把继续教育的重点看作对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在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的教育活动。无疑，第二个定义最接近现代继续教育的含义。而从以上各种不同的定义中还可以看出一个类似的共同特征，就是都把继续教育看作脱离了正规教育之后面向学校后的成人实施的教育活动。事实上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如果把学前教育作为人的终身教育的开端，学校教育作为人的正规化教育的中间过程，其已经构成终身教育体系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那么继续教育作
为学校后的教育延伸，则就构成了终身教育的第三个必要环节，也即人的教育的终端形态。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有了继续教育的存在与支撑，人的终身教育才实现了最后一段历程的贯通，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也同时得以呈现一种完整的状态，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学前教育、学校教育与继续教育三者之间的互相融合与互为连接乃是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必要条件。由此来看，继续教育的功能、作用与意义均非同一般。就如学前教育包含家庭部分的亲子教育和幼儿园等设施中的幼儿教育，学校教育亦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一样，继续教育的范畴则包含任何走出家门或校门的各种类型、各种形态的教育，比如有学历提升型———各类成人初、中、高等教育;岗位培训型———各种成人职业技能的提升教育;精神教养及生活品质丰富型———各种层次的社区教育;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休闲娱乐型———各类老年教育等。而随着教育现代化的逐渐推进和终身学习理念的大力普及，继续教育的内涵与功能也都处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对当前继续教育的功能与性质进行科学而合理的定位不仅是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对继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挑战。就笔者个人的理解，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教育应该具有以下新的特征:
1． 过程性
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看，与成人教育的概念相比，继续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过程，成人教育则指向的是对象。换言之，继续教育意指的是人的一生教育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教育形态，它与正规教育并列而构成终身教育体系。因此，它与正规教育一样强调学习者的过程性学习，同时强调学习者通过阶段性的学习提高自身发展的能力。我国继续教育当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但也出现了一味追求“文凭”“学历”的现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继续教育的内涵提升。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曾写到教育的终极目标将会改变，未来的学习将不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乃至得到继续教育的支持，由此，人的自我发展才可能实现。
2． 开放性
继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开放性是其又一个显著的特征，尤其处在现代信息技术的社会，继续教育的开放性姿态可以更突出地发挥其反思、补偿、完善以及稳定的功能。笔者以为这里的开放性首先指的就是教育观念的开放、教育内容的开放和教育资源的开放。教育观念的开放意味着继续教育虽然是正规学校教育之后的一种延续形态，但在一定程度上亦是为了继续提升成年人的学历水平、职业技能或个人素养，因此其工具性的功能比较明显。为此如何明晰继续教育的价值观，即在提升个人能力的同时亦需要大幅度地提升个人的精神与文化素养，这种精神层面的关注也体现了继续教育的开放性。再就教育内容的开放性来看，其又意味着继续教育不应只着眼于职业技能、学历提升、拾遗补阙的层面，在学习型社会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继续教育可以多方位、多层次地吸收和融入多元化的教育内容，并充分考虑继续教育对象的社会性特征，如尽力促使学科课程与社会课程、
环境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协调并进。而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则意味着继续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育形态，一是它需要与正规教育接轨，实现教育资源的联结、整合与延伸;二是继续教育也需要面向社会，充分利用社会的优势教育资源来服务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继续教育活动的开展;三是需要实现继续教育与远程教育的融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教学技术和教学成果发展继续教育，从而构建起一个多元的、动态的现代继续教育系统。
3． 适应性
继续教育的主要对象大多是已经离开学校并走入社会的成年人，其必然要对社会人才市场的需求做出回应，于是继续教育也面临着一个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传统的人才观是静止的，认为具有一定才能或可以发挥一技之长的个体就可以算作人才。而现代的人才观则是动态的，即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自我调适、自我发展而改变并提升的。这也是继续教育所具有的适应性特征。这种适应性特征又体现在，一是对社会所需各种人才的要求予以适配，如开设的专业、发展的方向需要多元与多样;培养的人才既要适合社会对学历文凭的要求，又要适应社会对普通从业人员具有的技术规范的要求。二是对个人自我发展的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快速地转变，社会阶层亦由封闭到开放，社会群体则从同质到异质，这就意味着各类交叉性的职业种类会增多，年轻一代的岗位流动性会增大，更多的人需要通
过一种持续的教育过程来满足自身对职业升迁、技术转换的需求，甚至处在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人们对自身精神素养、生活品质的提升具有较高要求，而这也为继续教育开展多种类型的职后培训及社区文化娱乐教育提出了要求。
总之，继续教育内涵的升华与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以上异于其他教育形态的特征，在不断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它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正因为继续教育不仅能对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做出积极适应，而且还承担着改变社会传统人才观念的重任，即通过知识产出、文化产出以及人才产出来使社会产生认同与改变，而这也可以说是继续教育在“教育”之外还具有的某种创新性的价值与意义。
四、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教育发展的新思路与新路径
1． 完善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准确定位继续教育内涵功能
近年来有关继续教育政策出台的数量越来越多，甚至国内多个省市还制定了继续教育的地方性法规，但其中的大部分均属于部门或政府规章，法律效力并不很强。由于政策导向的不清晰、概念定位的模糊，以及立法层面规章制度的严重缺失与缺位，其中尤其是对继续教育的目的、教育权责的分配、教育形式及范畴的确定、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也使得继续教育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误读或误解的现象。［因此必须考虑在国家层面制定继续教育法或是通过国家终身教育立法，来规范继续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内涵和地位，这应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而完善继续教育的法制建设，不仅可以保障人力、财力的投入，而且对于继续教育的内涵提升与准确定位也不无裨益。如上所述，继续教育由继续工程教育转型而来，那么处在一个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新形势与新时代，继续教育如何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乃至创建学习型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其都需要在立法层面予以明确规定与规范，而如此才能确保继续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砥砺前行。
2． 开展继续教育管理的变革，实现组织机构的转型发展
目前，承担各类继续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类型多样，关系复杂。例如，高等院校里有继续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大学亦承担着对成人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基层社区中的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则在开展着丰富多彩的精神教养型的社区教育活动，旨在提升居民的精神文化素养;社会中的各类培训机构也在开展各类职业技能提升的培训活动。上述三类机构分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三者之间也没有建立有效的联系和相应的融合体系。
虽然在国家层面有教育部的继续教育办公室予以推进和协调，但是落实到地方，在整体制度设计上则仍然处于分离的状态。再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层面来看，三者也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因此需要在管理上进行有效统合，以明确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目标。除此以外，由于各类组织机构均有原本的教育职能和服务对象，也容易形成封闭的发展环境，久而久之则容易丧失发展的活力，甚至因为生源等原因而逐渐萎缩。因此，需要探索组织机构的转型发展，以及与其他类型教育形态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例如电大转型发展社区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3． 加强继续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注重多元能力的培养
任何一种教育活动的开展都需要有一支称职的教师队伍的支撑，继续教育也不例外。由于继续教育是新时代背景下通过转型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形态，因此其涉及的对象与范围亦极其广泛与多元。继续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与学校教育对接并起到延伸发展的作用，因此什么时候学校教育结束，什么时候继续教育就开始已成为它的基本宗旨。为此大凡学历补充、职业培训、教养提升、老年休闲、社区活动等均可包含于内。如此繁杂的教育活动所需要的师资力量也必须是多样与多元的。其中既需要具有学科专业知识背景的，又需要具有成人教育学、成人心理学知识的，甚至面对社区层面的学员，还需要具有组织、策划、推进的能力。总之，继续教育工作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它与学校教师的差别，如何加强培养、研修以及
团队教师之间的定期交流讨论，都是决定继续教育成败的重要因素。
4． 创新继续教育方法，有效拓展信息技术手段
处在一个信息社会，继续教育开展的方法与途径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诚如以上所述，继续教育涉及的对象范围很广，如何做到有针对性、有实效性是决定继续教育成败的关键。由于继续教育属于学校后的教育延伸，大多数学习者均无法拥有充分和固定的时间接受教育，因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并为学员提供具有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现代社会提倡构建学习型社会，未来的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选择、自由参与以及自助式的学习方式，来自主决定学习内容、学习场所和学习时间，乃至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在这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为人们实现上述愿望奠定了基础。如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多媒体传输、虚拟场景、远程教育等诸多方式将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各种知识引入课堂。更多的继续教育平台则通过建立远程教育数据库，来对学习者的基础、偏好、学习能力等进行记录与统计，从而帮助他们形成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学习计划，并在学习过程中通过适当调整，而使学习者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与习惯。
来源：《终身教育研究》
作者简介：吴遵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政策与立法、终身教育与社区教育研究
